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编纂指导

长春城市演变的历史轨迹——在市委党校干部培训班上的讲座

时间:2017-07-31 14:40:39  来源:长春地情网  作者: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各位学员就长春地方历史的话题进行学习交流。这里,我由衷地感谢市人社局、市委党校的安排,感谢林姗校长和晓伟局长的推举!说实在话,接下这个任务,我很心虚、气短,论学识,论资格,论讲课经验,都有更好的人选,让我讲,有点“赶鸭子上架”,实在是勉为其难。之所以有勇气走上讲台,是因为我觉得在地方干部教育培训中进行历史特别是地方历史的教育很有意义,是创新之举,更是明智之举。对史志部门和史志工作者来说,是机会,更是责任。

大家都知道,所谓历史,是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过去,就是说,都有它的历史,大到一个民族、国家、政党,小到一个单位团体、家族家庭乃至个人。历史是城市的根脉,文化是城市的血液。任何一座城市都源于历史的造就,都源于文化的滋养。因此,学习长春地方历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脚下这片热土的沧海桑田、兴替更迭,知道“长春从哪里来”,“我们是谁”, 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城市的发展规律,知道“长春向哪里去”,还能增进我们对这座给予我们学习、工作、生活的平台,给予我们亲人、朋友、师长、同事及种种美好情感,帮助我们实现种种梦想的共有家园的感恩和热爱,还能帮助我们树立“历史意识”,培养“历史眼光”,多些清醒,少些盲目,多些深邃,少些肤浅,多些厚重,少些轻薄。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落实规定、改进作风为主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身上染灰尘,根子在心灵,问题大多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有人说,“历史是献给人心灵最伟大的赞礼”,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关于学史的意义,从古到今,古圣先贤、名人政要的至理名言,不胜枚举,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不用我多讲。这里,我只引用习近平同志今年3月在中央党校讲话的部分论断,以结束我的开场。习近平同志是这样说的:“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由此,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下面,我们转入正题,讲一讲“长春城市演变的历史轨迹”:

我想着重讲一讲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长春地方历史,准备分四个阶段讲,即“长春厅建置之前”、“清中叶至民国初年”、“东北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截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关于长春历史分期的权威结论。我知道,我这种分法一定有不严谨、不科学之处,但为了讲解方便也得划分一下,权当一家之言吧!我只想理出一条主线,纵向地梳理一下长春的历史,然后再把每个阶段内的长春横向地展开,择其大端,轮廓式地、大样式地加以描摹。

一、长春厅建置之前的长春

我们都知道,1800年,清嘉庆五年,清朝在长春正式设治,建“长春厅”。上个世纪末,这一年份被确定为长春城市的起源。以此为依据,2000年,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纪念长春建城200周年活动,2010年,市委宣传部、市地方志编委会又推出了纪念长春建城210周年的活动。加之近些年来媒体的广泛宣传和相关出版物的陆续问世,长春建城200多年似乎已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常识。在这一常识的遮蔽下,人们很容易把长春历史和长春市历史,准确地说是长春地区历史和长春城市历史混为一谈,于是经常有人说“长春有200多年历史”。严格意义上,这既准确,又不准确。长春城市历史有200多年,并不等于长春地区的历史就有200多年。考古发掘或文献资料表明:在清设治之前,长春地区并不是“无主荒原”或未开发的“处女地”,很早以前人类就在这里活动,经历了人类文明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以农安为中心,在这片土地上,夫余、靺鞨、契丹、女真、蒙古、满等中华众多民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攻城略地,施展文韬武略,人类文明在交汇、融合、化育中演进,长春地区也随政权更迭不断变换领属关系

(一)上古时代:长春地区已有人类活动

人口是人类社会的主体。马克思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哲学大师冯友兰把历史划分为两种,一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一是写出来的历史。因此,只有有了文字,才能有写出来的历史。原始社会,也就是上古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社会,是人类历史的源头。这个时候,还没有文字记事,至少是现在还没发现有,因此考古发掘是探究当时情形最主要的手段。

古人类学家把中国古人类分为四个阶段:猿人,大约出现在在公元前170万年到20万年之间;古人,大约出现在在公元前20万年到10万年之间;新人,大约出现在在公元前10万年到4千年之间;最后是现代人,就是公元前4千年以来,直到今天的我们乃至明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考古发掘表明,进入新人阶段,长春地区就发现了人类活动。

1、榆树人。1951年,原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师生在今榆树市周家油坊村的油坊屯、大车家屯、小车家屯进行地质调查时,采集到人类头骨化石两块和胫骨化石一根,同时还获得打制石片和一些古生物化石。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鉴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化石,定称为“榆树人”,命名为“榆树文化”。1977年,吉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有关人员又来这里进行了科学发掘工作,测定推断该遗址年代距今4万——2万年。“榆树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为母系氏族社会初期,即氏族公社时期。一个氏族公社约有几十人或百人左右。一个氏族公社不可能孤立存在,周围最少要有2——3个。专家们据此推断,当时长春一代“人口数量,当在三百人左右”。

2、青山头人。1981年和1982年,吉林省地震局和地质矿产局先后两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青山头发现古人类的头盖骨和部分躯干化石,经碳十四测定,化石距今约130008000年前。被命名为“青山头人”。据测定青山头人属于旧石器末期智人,是榆树人的延续和发展。长春位于第二松花江及其支流饮马河、拉林河、伊通河流域,地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聚居地区,是青山头人最佳的大片狩猎和捕鱼地带。这一时期,青山头人广泛活动于吉林省的中部、西部和东部。活动范围的扩大,反映了人口数量增多。据专家推算,从榆树人到青山头人,“长春地区人口可能增长到千人左右”。

3、左家山遗址。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区别,就是石器是打制的还是磨制的。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就是旧石器时代,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的就是新石器时代。1985年前后,在长春市内的南岭、南湖、儿童公园、伊通河两岸的大屯、刁家山、马家沟、黑嘴子、杨家沟、张家店、红石砬子,以及农安的元宝沟、左家山一带,出土了打制石器和陶器,经科学鉴定,长春地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4000年前。其中左家山遗址非常重要。这个遗址在农安县高家屯南偏西伊通河北岸的左家山上,南向伊通河,北靠广阔的原野,既有渔猎之便,又适于农耕是宜于人类居住的理想场所。出土了陶片、人牙、人骨、蚌壳,鹿、羊、鱼、野鼠等动物骨骼,石器、骨器,以及红烧土房屋。距今6000多年前,被认定为长春地区最早的居民点。

据专家研究推测:旧石器末期(约15千年前),地球上的人口总数,人口学家估算为3百万人,到新石器末期(约5千年前),地球上总人口约5千万人。长春地区旧石器末期最后年代约1万年前,新石器末期约4千年前,新石器时期大约6千年。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约有十几倍,总数约有万人以上。

(二)周至秦时期:长春地区是东北四大古族系之一——濊(秽)貊族的生息地

在古代东北地区,有4个大的部族系统:一是古商族(汉族)族系,在东北南部;二是东胡族系,“胡”是中原对古代塞外诸民族的统称。东胡族系因其分布在匈奴的东面,故称东胡,它是一个由若干游牧部落构成的松散的氏族部落联盟体。大致活动在今内蒙东部和东北西部。后来建立北魏、北周政权的鲜卑族,建立前燕、后燕的乌桓族,建立大辽国的契丹族,建立大元帝国的蒙兀室韦就是由东湖族演化来的。三是肃慎族系,主要居住在东北东部,以渔猎经济为主,兼营农业、畜牧业,活动在白山松水间。分布范围是:东临日本海,西到呼兰河以东,南到珲春和汪清县以北及吉林长春地区,北至黑龙江入海处。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在唐朝建立渤海国)、女真(宋代建立大金)、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等民族就是从肃慎族演化来的。四是濊貊族系。濊貊是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一名最早出自周代,远在先秦就有了该族的文明史。会貊族系,主体分为和貊两个族群,都居住在东北中部,主要在松辽平原、松嫩平原活动,靠东、靠北,貊靠西、靠南,同一语言,风格相近,毗邻而居。就是东,北至今黑龙江流域,东北为肃慎,西为东胡。族以农业为主、渔业为辅。公元前3世纪以前,濊族人建立了国,都城即设在今农安附近,国王的印文为“王之印”。这是吉林省境内最早出现的地方民族政权。貊族,分布范围大约东到今农安、辽源,西到今通榆、沈阳,南到本溪、丹东,北到今齐齐哈尔。貊族以牧业为主。这两个族群,在春秋战国时期合二为一,在东北中部融合成了一个庞大的古族系。以后的建立夫余国的东夫余、建立高句丽国的卒本夫余及在在朝鲜半岛的南夫余(百济)等新的民族实体,都由貊族演化而来。因此,长春地区被称作“濊貊故地”、“夫余故地”(旧志里“肃慎故地”的说法被否定)。专家们推算,春秋战国时期,长春地区人口“约在三万人左右”。

(三)汉、南北朝时期:长春地区是东北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夫余国王城所在地

长春地区隶属夫余国,长达700多年。西汉初,东北地区最早的奴隶制政权夫余国建立,它是“当时东北各族中最早强大起来的国家”。夫余国辖境辽阔,东至张广才岭,西至白城子,南至龙岗山,北至弱水(松花江),统治中心在今吉林-长春一带,管辖着包括今长春、吉林、四平、哈尔滨等广大地区。夫余“以员栅为城,有宫室”,“有城镇和村落之别”。夫余国原建王城于今吉林市,因强邻所侵,后向西迁徙至今农安县,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建立了后期王城。夫余后期王城的建立,标志着长春完成了由原始聚落向古代城市的转变,揭开了城市历史发展的序幕。东汉末年,夫余族在长春地区有3万户,总人数约20万人,这是古代长春地区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夫余国臣服中原王朝,汉属玄菟郡,三国时改属辽东郡,晋时受平州护东夷校尉管辖。

(四)隋唐时期:长春部分地区曾被高句丽领属,后成渤海国的边陲重地

长春地区隶属高句丽170多年。进入魏晋南北朝后,夫余国势日衰。高句丽政权(公元前37年朱蒙建国起共立国705年),曾一度归附夫余国。十九世王好太王时高句丽国势强盛,公元470年,亲征夫余,“凡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夫余国反过来臣服了高句丽政权。北方的勿吉族兴起后,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进攻夫余,夫余王率众逃奔高句丽,夫余国灭亡。勿吉族灭夫余国时,好太王趁机占领了今农安以东广大地区,夫余后期王城废毁,变为高句丽的边远小邑。长春地区的夫余族被俘被杀、走死逃亡,人口下降到几万人。668年,唐军攻破平壤,高句丽灭亡,从此高句丽不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濊貊族系各族逐渐成了东北历史上消亡的民族。

长春地区隶属渤海国200多年。高句丽末期,位于今长春地区北部的挹娄族崛起。挹娄族属肃慎族系,魏晋南北朝时称勿吉族,隋唐时称靺鞨族。圣历元年(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统一靺鞨各部,建立震国。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震国改称渤海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渤海国“尽得夫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疆域不断扩大,号称“海东盛国”,成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封建制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国仿唐王朝的郡县制,在夫余故地今农安县设夫余府。夫余府位于渤海国西部,与契丹接壤,是边陲重地。渤海国共有“户十余万”,夫余府占两万户,长春地区总人口15万左右。

(五)宋代辽金时期:长春地区既是粮食集散地,也是政治、军事中心地带

两宋时期,长春地区先后受辽、金两个封建王朝管辖,近300年。926年,强大起来的契丹族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率领下灭渤海国,建立契丹国。947年,契丹国号改为辽。辽朝于976年完成了东北地区的大一统,设置三京道一百二十九州,长春地区在东京道龙州黄龙府管辖范围内。辽时期,长春人口约7万人。1125年,女真族灭辽朝,建立大金,金沿辽制。完成了东北地区的第二次大一统。金朝实行路府统州县制,长春地区在上京路隆州(后改为隆安府)范围内(今农安县城)。金后期,长春地区人口再次接近20万人。

长春地区古代农业第二次开发,“始于辽,盛于金”。辽金时期是长春古代农业大开发、大发展时期。据《金史 食货志》,“上京诸路(包括今长春地区)每年税粟达二十五万五千余石,每年只支六万六千余石,积存粮食高达二百四十七万六千石”。建国后,长春一带出土的金代铁制农具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前所未有,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十分发达。金王朝之所以称雄半个中国,进而打败南宋,除政治军事因素外,开发黑土地,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东北良田、物资,托起了多少入关、入主中原的政治军事力量)。同时,辽金时期也是长春古代城市大建设、大发展时期。辽金时期的长春地区,城堡连网,居民成片,一派繁荣景象。长春古城建设,是从夫余国兴建夫余后期王城开始的。到渤海国时期,除了将夫余后期王城改为夫余府,换换名号外,在古城建设上少有作为。辽金时期,则新建了一大批古城。已发现的就有90多座,其中德惠26座,农安23座,九台22座,榆树11座,双阳7座,长春市郊1座。这些古城功能不尽相同,有州县治所,有猛安驻地,有军事城堡,有交通驿站,有仓储重地,也有贸易中心。其中著名的:有农安古城,属大型古城,是当时东北的四大重镇之一。还有小城子古城,位于宽城区奋进乡小城子屯东北05公里的平缓坡地上,伊通河从古城东南流过。距古城200处,有一座荒废的古庙,名为万寿寺,据传是清代所建。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500,南北宽250,周长1500,属中型古城。古城有城墙,有护城河,曾出土过宋代铜钱和六耳锅,现已垦为耕地。大家可能听说过,老长春还有个别名“宽城子”,这个名称与长春共用了很长时间。有学者认为,小城子古城就是宽城子古城;也有学者认为,宽城子古城在今南关区一带,在长春厅设置之前就存在过,“南北广四里,东西广七里,以东西广于南北,故有宽城子之名”。关于这一说法,有些旧志里有记载,80年代也曾出土过一些文物(铜钱、陶器残片,被哄抢),但尚未发现古城遗迹,缺乏佐证,难以形成定论。除了古城遗址,长春周边还发现了三道镇石碑岭上完颜娄室家族墓葬群及净月潭的石人、石羊、石虎等金代石雕群等辽金历史文化遗址。辽金好景不长,当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时,就在蒙古骑兵的铁蹄下被摧毁殆尽,灰飞烟灭。

(六) 元明清(中叶)时期:已开垦的长春黑土地大多成了蒙古王公的游牧地

自元灭金,经明至清,设长春厅前,长春地区先后受3个封建王朝管辖,长达600多年。这个时期,长春地区主要是蒙古族的活动区域。蒙古族是个游牧民族,蒙古贵族发动战争,“志在掳掠,得城旋弃”。受其影响,长春地区除农安古城作为元王朝的军事重镇保留下来外,其余古城几乎全部毁于战火,已开垦的黑土地大部分变成了蒙古王公的游牧地。

先是元朝“‘东道诸王’游牧地”。蒙古汗国建立不久,元太祖成吉思汗就将蒙古本土以东的游牧地分封给他的几个弟弟,合成“东道诸王”。随着蒙古大军南下,以“东道诸王”为代表的蒙古贵族趁机扩大自己的领地,先后占领了辽西、辽东广大地区,进而占领了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中部地区。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将黄龙府升为开元路,治所仍设在农安,长春地区成为元朝统治东北中部和北部的政治军事中心。1342年,开元路治所南迁咸平府(今辽宁开元老城),黄龙府由中心城市将为一般城市,从此走向衰落。元后期,长春地区人口达到10万人左右。

接下来是明朝“纳哈出游牧地”。元朝统治下的东北地区,各民族分片聚居。东北南部为汉族农耕区;东北西部为蒙古族游牧区;东北东部为女真族渔猎区;东北中部特别是长春地区,则为蒙古族和女真族的混居区域。明朝建国初期,残元势力不甘失败,纷起割据,其中势力最强大的是元太尉纳哈出,率部众20万人,在金山一代与明军对峙。屡遭失败后,将其余部部署在农安伊通河一带,负隅顽抗。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调集20万大军进军东北,几经反复,纳哈出率部归降。为了控制控制残元势力,安抚女真等其他少数民族,明王朝广置卫所,分而治之。凡归降的蒙古、女真贵族一律在原地“保境安民”,并颁发“授职敕书”,令其“各领所部,以安畜牧”,纳哈出归降后,封为海西侯,其部下一部分迁入中原,一部分留在原地,今长春部分地区仍为蒙古王公游牧地。这时,长春地区人口有20万左右。

再一个就是清朝“郭尔罗斯游牧地”。郭尔罗斯本是契丹属地,后被元太祖仲弟哈布图。哈萨尔征服,成为蒙古王公的游牧地。传至第16代孙乌巴什时,以松花江和嫩江为界,将郭尔罗斯分为两个旗,即郭尔罗斯前旗和郭尔罗斯后旗。乌巴什之孙古穆与后金(清前身)通好,在清征服蒙古诸部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1636年,清太宗封固穆为郭尔罗斯札萨克镇国公,掌管前旗。1648年,封布木巴为郭尔罗斯扎萨克辅国公,掌管后旗。长春地区除榆树、双阳和九台东部为满族贵族的渔猎区外,长春城郊、德惠、农安和九台西部都属于蒙古王公的游牧地。此时,长春地区人口锐减到2万来人。

二、清中叶至民国初年的长春

这段历史,从1800年到1931年,130多年的跨度,内容十分庞杂,我以“三国”、“五区”为主线,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三国”,指中国(清朝、中华民国)、俄国、日本。“五区”(按时间顺序),是“长春城(宽城子)”、“中东铁路附属地”、“南满铁路附属地”、“长春商埠地”及“吉长铁路用地”。

第一块街区:长春城(宽城子)

我们所说的长春旧城、宽城子旧城,当时叫长春城,也叫宽城子。之所以强调旧城和宽城子的说法,我想一定是在附属地、商埠地、东站出现之后,为了有所区别,指向具体。(当时如果你从吉林来长春开会,打的(当然没有)时,司机会问去哪儿?你总不能说去长春城吧,你得说去宽城子,或商埠地,或东站。当时的长春城真就是这样的格局。)此宽城子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宽城区。(1946年,称铁北是宽城区,铁南是中山区。1948年,中山区改为头道沟区。1957年两区合并,才称宽城区。宽城区以宽城命名,可能与沙俄在机车厂建的宽城子火车站有关,另一说小城子古城原先就是宽城子古城,有待考证)长春旧城所指的宽城子,位置在今南关区一带,大体范围,东到伊通河,西到今岳阳街西河沟【就是现裕华园流经现在白山公园、牡丹园,在儿童公园合流的黄瓜沟,1952年建成民康路暗渠已没入地下,当时统称西河沟,从西北流向东南,在动植物园与兴隆沟(上游就是南湖)合流,经永安桥注入伊通河】,南到今长春大桥,北到大马路北大街口。占地528公顷,形状不规则。南北最长19公里,东西最长32公里,周长10公里左右。旧城衙署建在大经路两侧,西四道街北侧,就是现在的大经路小学、103中学所在地。从1825年到1954年的120多年的时间里,长春的主要行政机构都分布在这一带。长春旧城的城垣和城门,在1912年到1948年间拆除。

考察长春旧城的形成、演变,可以分成设置长春厅、长春厅迁治宽城子、长春厅升为长春府、长春府改为长春县几个阶段(节点),或者说要关注几个重大历史事件。

1、设置长春厅。清军入关后,清政府对东北地区实行了“封禁”政策,严禁汉人进入。封禁东北,清廷基于以下四点考虑:一是,想垄断资源。“关东山,三样宝:人参貂皮靰鞡草”。清统治者认为白山黑水间的宝贝都是他们的,别人不得染指。康熙二十年就曾规定,若有人在禁地内挖人参、捉水獭、捕蛤蜊、采蜂蜜等,“为首者枷两月鞭一百”。二是,要防止满族汉化。满清统治者认为,正因为满人善骑射,八旗兵剽悍勇武,才能以区区百万人口的小民族,长驱入关得中原天下。一旦让擅长农耕的汉人流入东北,天长日久,耳濡目染,将会影响满族善骑射尚武功的“武略本习”,动摇国本。乾隆帝曾说:“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特与满洲风俗攸关”,对民人须“永行禁止”。三是,为八旗子弟留一块“养生之地”。四是,保护“龙脉”。满清祖先陵寝(永陵、福陵、昭陵)在东北,如果任由外人进入,无论开荒种地,还是采伐渔猎,都会打扰祖宗清幽。如果坏了“龙脉”,那怎么了得?那么,如何封禁呢?在浩瀚无疆的东北大地,用啥作屏障,能既省时又省钱又省力呢?满清发明了“柳条边”。所谓柳条边,简称柳边,或称柳条边墙、条子边,就是在高三尺、宽三尺的土(或砖)台上,每隔五尺插三株柳条,每株之间再用绳捆结横连柳枝,形成五尺高的柳条篱笆,也就是“插柳结绳”。边墙外,一般挖一条深、宽八尺至一丈的“护墙河”,防止有人越过。柳条边有“老边”和“新边”之分。老边建于清初,在今辽宁境内,西起山海关附近,北至今开原,东南经凤凰城至黄海海边,全长近1000公里,称为“盛京边墙”。新边建于康熙年间,从开原威远堡起,经今四平、伊通、长春郊区、临双阳过九台至舒兰法特亮子山,全长690华里。新边共有四座边门,从南算起第三个边门——伊通边门,就在今长春市新立城水库库区内。清廷规定:新边以东,包括现在的榆树、双阳和九台东部,为满族围场,蒙古、汉其他民族的人不许进入。新边以西,包括现在长春市郊、农安、德惠和九台西部,为前郭尔罗斯蒙古王公游牧地,不许汉人进入。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大清朝廷为何如此后代蒙古贵族?原因大体是这样的:早在满清入关前,今天内蒙东部的蒙古人就已归附它。满清非常高明地与蒙古贵族结成战略同盟,共同对明军作战,形成了“满蒙一体”的而特殊关系。为了巩固这一关系,双方王公长期联姻,清朝多位皇后、贵妃来自科尔沁草原,雍正皇帝的母亲德妃乌雅氏就是科尔沁的蒙古人。除了联姻,就是赠土封王。清王朝规定,蒙古王公的游牧地只准世代承袭,不准转让和招垦。除了施以恩惠、拉拢盟友外,清廷还有更深一层考虑,那就是让蒙古人为自己看家护院。清入关后,很长一个时期仍有一种危机感,康熙、雍正常以朱元璋灭元时说过的“胡人无百年运”的话,警告宗室和满足大臣。这固然是鞭策自己要励精图治,坐稳江山,也是在留后路,一旦在中原呆不下去,还可退据白山黑水。事实上,柳条边墙形同虚设,终究挡不住“闯关东”的大潮。最早越过边墙、来到长春的是“流人”。流人,就是被朝廷流放之人。将犯人或战俘流放边疆,是中国一种古老的刑罚制度清朝沿袭了旧制,从顺治朝开始就不断有罪犯及家属被流放到东北。到了康熙朝,郑成功的继承者被镇压,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叛乱”也被平定,福建、广东、浙江、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大批反叛官员、军人及其家属、近亲被押到东北。当时流放的地点很多,包括柳条边沿边地带。流人们在这里从事修边、耕种和养马等苦差事。在今天长春东南郊,沿柳条边遗迹两侧,曾经有过以“云南村”、“贵州村”、“福建村”为名的古老村屯,以何、马、石、赵四大姓为主,就是这两部分流人的安置地。接下来是“流民”。流民,指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人们。乾隆、嘉庆年间,关内人口增多,加上土地兼并、水旱灾害、战争等原因,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纷纷涌入东北谋生,他们越过柳条边,潜居下来,开荒种地,逐渐形成群落。蒙古王公本来不善农事,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第八世辅国公恭格剌布坦见流民吃苦耐劳、精于耕种,为扩大财源,率先招收流民开垦游牧地。因为“地多租少,流民利之,故至者日众”。到1791年,分布伊通河、饮马河、沐石河两岸的汉族、回族已有2330户,开垦的熟地有265万亩。蒙古王公向农民收取租粮,每亩4,折银26厘。为了管理越来越多的进入游牧地的流民,吉林将军秀林于1799年(嘉庆四年)奏请清廷在开垦地段安官设治。180078(嘉庆五年五月戊戌),清政府旨准设治,在郭尔罗斯前旗境内设长春厅,治所在新立城,设置理事通判管理汉人事务,史称“借地设治”,也叫“借地养民”。在这种情况下,长春厅官员、蒙古王公与汉族流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长春厅官员只对汉人进行“审断词讼”,不能干涉蒙古王公事务;蒙古王公在长春厅辖境内“设柜收租”,不能过问汉人“词讼”;境内的汉民则承受着蒙古王公和满族贵族的双重压迫。长春厅是吉林将军境内的第二个建治厅,第一个是吉林厅。长春厅与县同级,直接隶属于吉林将军。长春厅是长春地区第一个以“长春”命名的地方政权。199710月,“长春城市起源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达成共识,把设长春厅的1800年作为长春的城市纪元,因为长春厅的设置,对后来长春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长春厅,为什么叫“长春”厅,大家一定关心。关于长春地名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源于长春花。所谓长春花就是月季花,野生的月季叫山刺梅。据传,长春未开垦之前盛产此花,故移为地名。但此说无实据可查。二说移用辽代长春州名中“长春”之名。辽朝所设置的长春州遗址在今前郭八郎乡塔虎城村,长春设厅是长春厅早已成为废墟,与长春设治时间相隔700多年,历经金、元、明三朝,两地相距200多公里,有点不可理解,文献资料也不充分,三说是移用当地自然屯长春堡中的“长春”两字。长春堡(今隶属永春乡)是乾隆朝中叶流民开辟的屯落,是当时较大的一个自然屯。蒙古王公向朝廷奏报就用“长春堡地方”的说法。清廷委任长春厅首任巡检的文书就直书“今授吉林长春堡巡检”。 此说普遍赞成。长春一次古已有之,寓意吉祥如意,长存久安,不仅用于地名,也用于宫观寺院。至于当时官府的想法如何形成的,就没必要煞费苦心考证了。)

2、长春厅迁治宽城子。随着垦区向北发展和政区的扩大,长春厅的位置显得过于偏南,交通不便。新立城一带地势低洼,常受伊通河水泛滥之害。1825(道光五年),清政府决定将长春厅衙署向北移至宽城子。宽城子是乾隆年间由流民开垦形成的一个较大村落。居民主要是农民,村落里有农田、宅地、手工作坊、店铺,互相交错,但没有形成城镇街坊,只在个别地段形成了集市。商人称之为“宽庄”(有说是宽城子的简化或雅说,我觉得有讽刺、调侃的意味,把城说成庄,无非大一点的村子而已,是个店铺多些的集市罢了,甚至说当时长春是“无城之城”) 。起初设立的长春厅,只是在一个新垦区建立了地方政权,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统治中心,距离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还相差甚远。迁治宽城子后,长春才开始了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演变。长春旧城建有城门,6个大门——东为崇德门、西为聚宝门、南为全安门、北为永兴门、西南为永安门、西北为乾佑门,6个小门——小东门、小西门、东北门、东双门、西双门、马号门。长春厅从1800年至1889年存在89年,正印官共有36人,其中理事通判31任,抚民通判(1882年设,满蒙兼理,“借地设治”结束)5任。在这些人当中,大家知道最多的可能就是李金镛。他是长春厅设置83年后(1883年),来到长春上任的。36任通判,李金镛是唯一被记入《清史稿》的。《清史稿》用了数千字记述他的政绩,“李金镛,字秋亭,江苏无锡人”,“为民请命”,“创建书院”,“捕捉剧盗”,“不时巡历乡僻”,“性坦易,口操南音,所至民爱而惮之”,“以功晋道员”。用现代话说,李金镛不仅注重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百姓利益,确保一方平安,还在文化教育、文明教化上做了许多实事好事,长春第一个教育机构——养正书院就是他主持修建的。李金镛离开长春后,到黑龙江漠河任职,开办金矿,对抗沙俄,维护民族利益。李金镛病逝后,清廷特许为他在漠河、长春、无锡建祠纪念。历史认定他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好官。(青史留名,值得学习)。

3、长春厅升为长春府自设治以来,长春城历经近90年的开发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已形成“三里一小屯,五里一大屯”,城内建设已是“屋宇栉比,鸡犬相闻”,孔庙、关帝庙都是这个时期建成的,形成了以南大街、北大街为南北轴线,东西向与十几条街巷交叉连接的路网,在城市结构布局上已具有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的风格特点。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有许多店铺和手工作坊,大约1600多家,粮米市、牛马市、菜市、柴草市、皮革市、金融街、花街、食品街都很红火。长春由一个地方的行政中心,逐步发展为吉林将军辖境内最大的农业生产地和农副产品集散中心。1889年(光绪十五年),清政府决定将长春厅升为长春府,领辖农安县(历史上首次,农安一直管辖长春)。原厅署改为知府衙署,内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从1889年到1913年,长春府延续24年,历任知府21人次。下辖6个镇、14个乡,人口从设府之初的129万人,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的1523万人(府城人口446万人),1911年长春地区人口突破200万人(府城人口591万人)。之后的民国期间,长春地区人口一直在190万人上下波动。

4、长春府改为长春县。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19131月在全国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3月,长春府改名长春县,归吉林省西南路道管辖。长春县属一等县(全国分三等),辖5个区、80个乡、1573个自然屯。县的最高长官开始叫知事。1929年全国废道存县,吉林省撤销吉长道,实行省、县两级管理体制。长春县知事改称县长,长春的县知事、县长,从1912年至1932年先后8任。长春县的建制一直保留到1952年。在伪满洲国期间,它与伪新京特别市并存、分治,隶属于伪吉林省,县公署仍设在旧城内原址,但管理的行政区域都在农村,1932年时设10个区(1935年改为5个区),一区、二区、三区等等,卡伦区、万宝山区,大屯区等等。区下设3个镇,86个乡。面积4085平方公里(1935年)。人口62万人(1935年)。1945年光复后,国民党长春县政府隶属于吉林省,划设18个区。1949年改名长春县人民政府,划10个区,后来改设16个区。1952年,国务院决定撤销长春县建制,部分区划入德惠、农安、九台等县,其余的区划归长春市区。

第二块街区:俄国中东铁路附属地

甲午战争后,沙俄向东北渗透,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了中东铁路的筑路权。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就是今天的哈大铁路。1899年,俄国在二道沟修建了一座火车站,起名宽城子(当时长春城也叫宽城子)车站,也叫二道沟站,在今长春机车厂大门附近。俄国以一些不平等条约为依据,以火车站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相继修建了仓库、兵营、学校、教堂、俱乐部、商店、住宅等,铺设了一匡街、二酉街、三辅街等几条街道,形成了一个俄式风情的小镇。这块铁路附属地纵贯铁北和铁南,从现在长春站西侧至宋家街东端,跨越铁路两侧的狭长地带,大约占地4平方公里。铁路附属地,是铁路用地,既不是“借”,也不是“租”。主权属于中国,俄国享有行政权、司法权、设警权、驻军权、开矿设厂权,使用期80年。宽城子铁路附属地,独立于长春府区划之外,是长春历史上因修筑铁路被外国侵略者夺去主权的第一个特定区域。它的出现标志着长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又在客观上为长春城市演进带来了机遇。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曾一度继承沙俄在附属地的特权。1935年苏联以17亿日元将中东铁路卖给伪满洲国。宽城子车站废弃,附属地移交伪满洲国。至此,长达30年之久的俄国中东铁路附属地结束了它的历史。

第三块街区:日本南满铁路附属地

大家知道,历史上有名的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而结束,经美国调停1905年签订《朴茨茅次条约》,俄国被迫将中东铁路支线,自长春至旅顺、大连段转让给日本,改称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铁路仍由俄国经营,称北满铁路。从此,长春成了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界点。1907年,日本在头道沟与二道沟之间修建了火车站——头道沟火车站,日本人叫“长春驿”,就是现在的长春火车站旧址。长春站的建成,切断了长春旧城与宽城子车站之间的联系,使沙俄势力孤悬于西北一隅。长春站建成使用后,日本人以此为中心,便千方百计不断扩大铁路附属地的势力范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满铁附属地面积已扩大到675平方公里,北起铁北四路,南至胜利公园,东至东八条街,西至西四条街,东南至七马路,西北至三不管。在这个区域内,日本人以站前广场为基点,修建了3条大街:南直街——中央通(今人民大街从火车站到胜利公园东门),东斜街——日本桥通(今胜利大街),西斜街——敷岛通(今汉口大街)。以中央通为中轴线,东侧修建了东一至东八条街,西侧修建了西一至西四条街,都冠以日本名称。街路横向的叫“町”,共24条;纵向的叫“通”,共18条,其中吉野町(今长江路)、日本桥通(今胜利大街)是繁华的商业区。修建了4个广场:东广场、西广场、南广场、北广场(站前广场)。还开辟了一个公园,即大同公园(今胜利公园)。满铁附属地内,日本享有驻兵权、驻警权和行政权。圈占铁路附属地,是日本侵略和占领东北乃至中国的重大步骤,日本人曾说过,在长春建立附属地是“打进中国版图的楔子”,是“日本国力伸向大陆的象征”。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就是从附属地集结,对中国驻军发动偷袭的。

第四块街区:长春商埠地

日俄战争,日本战胜。190512月,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条约》,逼迫清政府承认它享有长春以南原由沙俄享有的一切权益和特权,并要求对日开放东北三省包括长春、辽阳、新民、哈尔滨、齐齐哈尔在内的16座城市,实行“开埠通商”。长春的商埠地,是清政府与日本既矛盾又勾结的产物。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长春“奉命开埠”。长春商埠地不设在长春府城(旧城、宽城子)内,而是在城外开辟一处新地域修建商埠,对外开放,所以称为“商埠地”。长春商埠地选在长春旧城于日本满铁附属地之间,范围:北起七马路,南至长春大街(旧城北门),东到永长路,西到大经路,占地约53平方公里(另一种说法是4平方公里),人口12万。成为当时长春城的第四块街区。商埠地存续近10年,共建成16条马路和34条街巷,商号1488家家,银行、钱庄88家,医院、茶馆、戏楼62家。商埠地内,大马路贯穿南北,是长春最早的一条近代化街路,有“燕春茶园”、“四海茶社”、“老市场”、“新市场”、“铁行街”、“新民胡同”、“六国饭店”、“新民戏院”、“泰发合百货店”、“亨达利钟表店”、“丹凤理发店”,以及鼎丰真、世一堂药店、迪群齿科医院,还有长通路的清真寺、西五马路的基督教堂,邮局、电报局,可谓是商号密集,店铺林立,车水马龙,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景象。商埠地的形成,促进了长春工商业的活跃、发展,但也对长春城市建设有负面效应。商埠地把府城与附属地连接起来,表面上是长春城连成一片、整体发展,实际上是为日本进一步扩大权益、加快侵略步伐提供了机会、奠定了基础,日本领事馆就设在商埠地内,这是日本在长春的一个庞大机构。商埠地的管理权又归吉林省在长春设的道级机构,道的行政机关和长春府的行政机关实行分治,这种管理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发展。

讲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长春商埠地是谁组织建设的呢?,是不是长春府,或是长春县?都不是。商埠地在长春府、县的行政区域内,但组织实施开埠并管理商埠地事务的,却是另一个机构,就是。道级机构在长春,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在长春府存在期间,东北地区废除了将军镇守体制(吉林将军),1907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省(东北三省,设巡抚)。为适应这种体制的变化,也是为了应对日俄战争后对外关系的新局面,清政府决定在省以下、府以上设立“道”一级行政机构。19081月,在吉林省添设吉林省西路兵备道,19099月改名为吉林省西南路分巡道,作为吉林巡抚(此时还不称省长)的派出官员,监管吉林省西南一带的行政事务,并兼管长春的税收、商埠和对外交涉事务。道的最高长官称道员。辛亥革命后,在1913年,全国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吉林省西南路分巡道改名吉林省西南路道,统辖长春、农安、德惠、双阳10县。1914年,改名吉林省吉长道,道员改道尹,公署叫道尹公署1929全国废道存县,实行省、县两级管理体制,吉林省撤销吉长道,道尹公署改为吉林省交涉员公署。民间,把道员、道尹统称“道台”,把道台办公的署衙称作“道台府”、“道台衙门”。 长春商埠地,正是在道台和道台府的主持下开埠的。长春的道台衙门最初暂时设在长春旧(府)城内今东四道街路北四道街小学附近,后来迁至七马路长春商埠地内,是当时驻在长春级别最高的机关、最大最新式的建筑(最早用电话、电灯、暖气。在建博物馆、方志馆)。道台衙门建在商埠地北端最高点,处于满铁附属地和商埠地交界地带,地势居高临下(大门朝东,平面呈斧状,透出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对附属地颇有威慑之气势。长春开埠事宜从1906年开始,由西路兵备道首任道台陈希贤主持筹划。1909年成立开埠局(后改商埠局),第二任道台颜世清组织具体规划,并开始施工。到1911年第四任道台孟宪彝执政时期,已经初具规模。

此外,还有几件与商埠地、道台府有联系的历史事件,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是吉林督军行署一度移驻长春,驻在道台府。1921年(民国十年)春,吉林督军孙烈臣主持吉林省军政,他认为长春地处东北三省中心,交通便利,提议将吉林省督军行署从吉林市移驻长春,时任东北巡阅使的张作霖同意这一提议。从19227月开始,吉林督军行署机关大部曾迁来长春,设在道台衙门旧址,留在吉林县的仅有一名副官和督军行署的牌子。这样,就形成了省的领导机关分驻两地的奇特局面,吉林省长和省长公署还驻吉林(县),吉林还是吉林省会,但军政指挥中心已搬到长春(县),长春成了吉林半个省会。19244月,孙烈臣病逝,张作相接任吉林督军后,督军行署又迁回吉林市。省会县之争至此结束。但不管怎样,这说明此时长春的位置和影响已经显而易见,事实上已成为东北中部的中心城市,每年外运的木材、大豆(豆城)数量均居东北首位。二是长春县筹备建市,市政筹备处设在道台府19208月,长春县成立长春市政公所,开始筹办市政,市政公所督办由吉长道尹蔡运升兼任。长春是吉林省第一个筹备市政的县。19287月,中国正式实行市制。19299月,长春市政公所和长春商埠局合并,改名称“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由吉林省驻长春交涉员周玉柄兼任。19305月,民国政府颁布《市组织法》,规定了省辖市应具备的条件,其中包括人口应在30万人以上,所征收的土地税、牌照税、营业税等应占全年县总收入的二分之一以上。当时长春县商埠地、东站、旧城等三处人口合计54万人,企业、商业1600多家,年税收吉钱37万吊,土地租赋提成银210万元,具备了成立省辖市的条件。长春市政筹备的范围在商埠地区域。后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长春建市一事夭折。与市政筹备处一同在道台府办公的还有“驻长春交涉员办事处”。193239,溥仪在道台府举行了“执政”就职典礼,这里就成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府”、“国务院”。溥仪住了26天,搬到了原吉黑榷运局,就是伪满皇宫。

第五块街区:吉长铁路用地(东站区)

清末,东北中部形成了吉林、长春两个经济区。为了把两个经济区连接起来,清政府修筑了吉林——长春铁路。这条铁路,1909年动工,1912年通车。日本以贷款和提供技术为诱饵,控制了经营权,吉长铁路实际上变成了南满铁路的一条支线。吉长铁路东端位于吉林城,西端在长春城外。长春在长春伊通河东岸、南满铁路长春站之东修建了火车站,称为东站,占地100公顷。吉长铁路开通后,以东站为中心,在伊通河东岸,逐渐形成了一个新街区,直属长春县管理。这就是旧长春的第五块街区。

有人说,中国有好几座火车拖来的城市;长春堪称火车拖大的城市。百年前铁路修到长春,火车开进长春,虽然拖来了工商业和众多的移民,但也拖来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拖来了主权的丧失和民族的屈辱。长春向近现代城市演变的历程,伴随着日俄两帝对中国的欺凌和他们狗咬狗的利益纷争。,旧城、商埠地、东站,加上“国中之国”的两块附属地和三条铁路、三个车站、三种货币,有人形容长春城就像个大拼盘。铁路拖大的城市,侵略,三条铁路,三个火车站、三种货币。当时有两首民谣,说的是又尖刻又逼真:一首是,“蟹子形状马路七,数来数去没有一;两个须子八个爪,商埠一盘装仨梨”。这首说的是商埠地,南北窄,东西宽,四周伸出几条马路,像个螃蟹。大马路南北共有东西向的七条马路,据说道台颜世清是瘸子,为避讳,街路都不能以“一”命名(大马路,头道街)。全安桥和永安桥像两根蟹须,大马路东西各四条“道街”像螃蟹的爪子。商埠地像个盘子,里面装着燕春茶园、爱国茶园、游艺场三处唱戏的梨园。另一首,“六门四街一座楼,三桥四庙遍地沟;南高东低长流水,北平西坦望日头。” 说的是则是长春旧城有六大城门,大马路上有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华俄道胜银行二层楼房很长时间里是长春最高的楼房。三桥,是东大桥、南关大桥、永安桥;四庙,是关帝庙、财神庙、大佛寺和鬼王庙;长春城地势南高东低,伊通河穿城而过;城西城北是一马平川,站在高处可观日出日落。

三、东北沦陷时期的长春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919攻占长春。19321月成立长春市政府。同年3月未满政权建立后,长春沦为伪国都。315改名“新京市”,市政府改名市政公署。817“新京市”改为“新京特别市”,市政公署改名新京特别市公署,直属于伪国务院。首任市长金碧东,最后一任市长于镜涛,共8任。从1931年到1945年,长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14年。关于这一时期的长春,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日本选定长春为伪满国都“新京”的理由

日本人选定长春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处心积虑、权衡再三的。经史志专家分析,归纳出以下四条理由:

首先,要适合做战略基地。日本从既定的侵略政策出发,首先从进一步侵略我国,进而进攻苏联来考虑,确定殖民地首都要设在东北的北部,至少也要在中部的原则。因此,不肯选择位置偏南,而且沦陷前是东北政治中心、奉系军阀根基很深的沈阳。哈尔滨地处东北北部,但俄国人多年经营、势力强大,中东铁路北满支线还在苏联手里,日本人对苏联的影响有所忌惮。唯有长春最适合做日本进攻中国和苏联的战略基地和大本营。这是选择长春的首要理由

其次,必须和日本及东北各地交通便利。当时长春与日本本土之间有三条通道:走南满铁路直达旅顺、大连,经海路,可达日本;走沈阳转安东(丹东)铁路,过鸭绿江径直到达它占领的朝鲜半岛;从长春向东到图们、集安,经朝鲜清津港、罗津港,走海路也可达日本。此外,长春地处东北中心地带。长春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最适合日本军事力量的进退,最宜于控制东北各地。这是第二条理由

东北沦陷前,长春早已是南满铁路最北端的车站,有已经营25年满铁附属地,居住着1万多日本人,并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军警管理体系,可以作为日本统治长春的依托。这是第三条理由。

此外,还有一条理由:当时长春是新兴小城,市区周围空旷,地价便宜,每平方米仅核0051元。就是征购100平方公里土地,也只要500多万元伪币即可办到。用少量的投资,比较容易快速建立起一座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城市。(至于日本考没考虑长春地震少,是风水宝地,没有考证,权当一说)

关于伪都“新京”一名的出炉,日本人也是绞尽脑汁、反复琢磨,才定下来的。19323月,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国办主任)、关东军特务部长驹井德三两次主持会议,研究伪都名城,当时提出三个名:盛京、复京和新京。盛京,因为沈阳叫过,是清入关前的故都,又是入关后的陪都,这个提议很快被否了;复京,是要恢复大清帝业的“遗老遗少”们提出的。“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就明确表示“未来的新国家”不是大清帝国的恢复和延续。因此,也被否了。最后,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将长春更名为新京。日本有东京,中国有北京、南京,伪都叫新京,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第二个问题:沦为伪满国都后长春城市性质和功能的变化

长春沦为未满国都以后,城市性质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伪国都是日本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政治中心

伪满洲国出笼后,在长春建立了庞大的中央机构。从溥仪“登极称帝”的伪皇宫,到伪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特别是日本关东军大本营,均裹以威严雄伟的近代化建筑,竭力显示伪国都的政治尊严和殖民统治气势。

日本侵略者采取“内部统辖”手段,在伪皇帝身边设“御用挂”,指导和监视溥仪行动;任命日本人担任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控制伪国务院的一切活动;推行“次长制”,由日本人担任各部副职,掌握实权。而这一切皆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司令部成为主宰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在它的操纵下,《国家防卫法》、《治安警察法》、《暂行保甲法》、《思想矫正法》等一系列残害东北人民的法西斯法律,在长春炮制出炉,并从长春推行到东北各地,施行殖民统治。

(二)伪国都是日本掠夺东北资源的经济中心

日本殖民统治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而从事策划掠夺勾当的主要机构则是它们的“特殊会社”。满业、满炭、满拓等90多个“特殊会社”的总部大都设在长春,高踞主要街路的显赫位置上,伪国都成了“特殊会社”的天下。日伪统治者称这些会社为“国策会社”,通过它们攫取路权,强占海关,垄断金融,控制产业,掠夺东北资源。位于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的伪满中央银行,就是日本侵略者在抢夺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等中国金融机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控制东北金融活动的主要机构。

(三)伪国都是日本奴化东北民众的文化中心

日本侵略者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弘报处,由它统管东北文化事业,制造和宣传反动舆论。把傀儡政权说成是“独立国家”,把法西斯统治说成是“王道乐土”,把掠夺压榨说成是“共存共荣”。通过所控制的广播、电影,从长春散布到东北各地。

为了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之成为顺民,日本侵略者在伪都“新京”设立了“建国大学”、“陆军军官学校”和“大同学院”等一批高等学校,培养日伪“中坚官吏”,在伪满帝宫内廷修建了一座“建国神庙”,供奉起日本的天照大神,把它奉为伪满的“建国元神”,成为伪皇帝的“新祖先”。又在南岭等地修建了“建国忠灵庙”、忠灵塔,供奉“殉以建国”的“日满英灵”,强迫东北人民参拜,不敬不拜者,处以1年至7年徒刑。

第三个问题:长春城市建设近代化与城市殖民地化相伴而生

日本人占领的14年间,长春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先进的城市规划和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长春城市建设实现了向近代化的飞跃。对待这一史实,我们不能一味欣赏,更不能无原则地炫耀,但也不能回避,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新华社有本书中说的好,“痛恨日伪与喜爱这些建筑,其实并不矛盾。建筑物本身没有罪过”。伪国都的城市建设分两期进行:从1933年开始到1937年,为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从1938年开始,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没有全部完成。前后用了8年时间,按照《大新京都市计划》,原计划市政控制区域为200平方公里,市街建设计划区域为100平方公里,实际建成区只有80平方公里。伪新京市的重点,放在新开发的街区。在这个区域内,主要干道是从原中央通向南延伸的“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在这个街道的中段建“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以此广场为中心,沿旧城北城墙修建长春大街,沿西墙修建民康路,向西修建“兴安大路”(今西安大路),主干道向南,与之垂直相交的有“兴仁大路”(今解放大路)、“至圣大路”(今自由大路)。现在的“地质宫”(包括文化广场)一带划为“宫廷预留地”,由北往南直至“安民广场”(今新民广场)为“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这条大街两侧是伪满国务院及伪中央各部衙署,因最初设8个部(后改为9个,增蒙政部),人们俗称“八大部”。伪满国务院,现在的吉大白求恩医学院基础医学部;伪满军事部,现在的吉(医)大一院;伪满司法部,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伪满经济部,现在的医大三院;伪满交通部,现在的吉大白求恩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以上建在新民大街,以下在附近:伪满外交部,现在的太阳会;伪满兴农部,现在的师大附中;伪满文教部,现在的东北师大附小宿舍;伪满民生部,现在的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伪满国民勤劳部,原长春税务学院教学楼,现在的浦发银行。伪新京还留下一组建筑群,就是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代表的建筑群:关东军司令部,今省委大楼;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今省政府大楼;关东军司令官官邸,今松苑宾馆;伪满中央银行,今工商行吉林省分行;康德会馆,原市政府办公楼;海上大楼,今市医院;伪满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今长春网通公司大楼;大兴株式会社,今省八大厅楼;伪新京特别市公署,今市委大楼;伪满首都警察厅,今市公安局大楼。还建了一些公园,儿玉公园(胜利公园)、大同公园(儿童公园)、牡丹公园(牡丹园)、白山公园、顺天公园(朝阳公园)、黄龙公园(南湖公园)、动物园(动植物园)等。街路成网,绿化格局铺开,给排水和煤气设备先进,建筑群初具规模,公共交通兴起,一时间长春市面变得洋气起来。但这一切不属于长春人民,伪国都的近代化建设是伴随着城市的殖民地化而实现的。伪都建设前,日本人曾驱逐数千户农民,毁了尽40座村庄,在城市边缘制造了新的贫民区。日本人只注重新区建设,不考虑旧城区发展,任其破陋,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新区的电力、煤气、供水、排水、电讯、绿化等近代化设施应有尽有,中国人居住的旧区则望尘莫及。日本人居住的新区自来水普及率999%,中国人居住的旧区不到30%。煤气用户日本人占993,中国人仅占07%。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活环境判若两个世界。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春

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地区(也包括热河和内蒙东部)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是光复后国共两党争夺的重要地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它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光复后不久,毛泽东电示东北局:“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1946419(东北民主联军已攻占长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致电中央并告林彪、陈云:“对于长春,我们决定采取巩固确保方针,争取成为我们的首都。”当时,我党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有过把领导机关从延安搬到长春的想法,后来因局势变化想法改变。这里所说的首都,也不是指夺取全国政权后的全国首都。即使如此,也说明占领长春在解放东北进而解放全国大局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和在我党领袖心中的重要位置。蒋介石也多次强调:“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天下”,“没有东北,就没有华北,没有华北,就没有中国”。正因如此,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在长春展开了激烈的接收与反接收的斗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苏军军管长春。194588,前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出兵东北。815,日本宣布投降,东北光复。819,苏联红军200人先遣部队空降长春机场,20日,在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楼内(今御香苑)成立了“苏联红军驻长春卫戍司令部”,苏军加尔洛夫少将任司令,东北抗联将领周保中任副司令。同日,苏军用中、日、俄三种文字发布公告,宣布对长春进行军事管制。在对长春实行军事管制的短短几个月里,苏军就任用了5任市长:于镜涛,伪国民勤劳部大臣、伪新京特别市市长;曹肇元(两任),伪国民勤劳奉公总队总务处长;刘居英,隐蔽身份的中共党员,原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长、山东省政府秘书长;赵君迈,国民党接受大员,反映了当时时局和政局的瞬息变化。军管期间,苏军不允许各政党公开开展活动。930,中共长春特别市委员会成立,申东黎任书记。1027,东北局任命石磊(曹瑛)为市委书记。党组织以半公开的形式开展活动,壮大革命力量。与此同时,在长春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先遣军”、“地下军”、“救国军”也纷纷活动,争夺胜利果实。光复后,城市经济陷于瘫痪,人民生活仍然困苦。苏军的掠夺进一步加剧了市民的困苦。苏军接收了长春站仓库、伪满中央银行、关东军兵工厂、关东军汽车厂及其它重要建筑物。拆卸机械设备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828一天,从伪满中央银行提走伪币7亿元、黄金720两、白金620两、白银1320两钻石3705克拉、各种有价证券总值75亿元。此外,苏军还增发伪币,并发行红军票。大量伪币和红军票的流通,使长春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四一四”长春第一次解放。1946414日中午,苏联按计划撤离长春。国民党长春市政府正式接管了长春。当时长春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主要是收编的伪满军警武装。当日下午,正当国民党接收大员庆贺接收长春“得手”之时,东北民主联军在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陈光、政治委员林枫的指挥下,2万余人兵分三路,开始从西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向长春进攻。经过五天四夜的激战,首次攻克长春,共毙敌、伤敌2500余人,生俘14万人,国民党5名接收大员同时被俘,东北民主联军伤亡15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四一四”战役。418长春第一次解放,中共东北局进驻长春,中共长春市委、长春市政府成立,石磊任书记,刘居英担任市长。19465月,国民党调集了10个师的兵力,分3路进攻长春。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共东北局、吉辽省委和长春市委市政府于522日午夜主动撤出长春市区,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国民党再次占领长春。中共这次解放长春、主持民主政府共35天。

(三)“久困长围”与长春和平解放。1946523,国民党军占领长春。之后5天里相继占领双阳、农安、德惠、九台。从此,除榆树外,长春经历了两年多的国统区生活。1947年以后,国民党在长春成立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委任郑洞国为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想固守长春。长春作为伪满洲国期间,曾是日本重点设防的城市。国民党在此基础上,大肆构筑城防工事,增修永久性、半永久性的明碉暗堡160多个,形成了要塞式的防御体系。对此,国民党信心满满。郑洞国曾说:“我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解放军较量一番了。”国民党中央社大肆宣传造势:“长春城防曾经聘请专家数十名精心设计,搜集世界各国防御工事的资料,动员技工数十万人,使用水泥6万袋,铁板1500余吨,历时13个月才构成‘坚冠全国’的永久性工事。”据当时围攻长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回忆:1948年“61520日,我围成指挥所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调整围城部队,全面部署围城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指示,决定解放长春采取‘久困长围,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方针”,“命令所有部队622前进入指定位置,于是10万大军兵临城下。”东北人民解放军在长春城外25公里的广阔地域上,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锁区,当时守长春的新七军、六十军10万蒋军遂成“瓮中之鳖”。国民党驻军为了固守待援,推行“杀民养军”政策,大肆搜刮民粮,驱逐百姓出城,砍伐街路树木,拆毁城市建筑修碉堡,长春这座近代化城市遭到了严重破坏。307%的房屋被拆毁,33%的输电设备被拉走,70%的供水设备遭破坏,疮痍满目,惨不忍睹。“久困重围”的方针,加剧了国民党军中的矛盾。非嫡系部队60军逃出吉林来到长春后,寄人篱下,苦不堪言。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军心动摇。解放军派代表多次秘密会见军长曾泽生,晓以大义,动员起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曾回忆说,“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结果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结果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春到沈阳的路上;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究竟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问题,也是盘踞在每个人心里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曾泽生决定率部起义。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孤立无援,被迫向解放军投降。郑洞国见大势已去,决定放下武器,投向人民。19481019,长春和平解放。长春围困战,是我军战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围城战役,是我军采取围困办法、和平解放具有坚固防御体系大城市的第一个成功战例。它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撤退长春、回兵沈阳、全力增援锦州的计划,使我军能够集中全力进行辽西会战,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和平解放史称“兵不血刃”,然而长春的和平解放却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我军在外围战斗中伤亡4000多人,在市区遭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300多人,还有10万多人民群众饥饿而死,长眠在长春这块土地上。他们用血肉之躯和累累白骨,终于赢得了长春的和平解放。

 

长春解放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全国一样,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迅速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大跃进”、“三反五反”、“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从封闭型城市向开放型城市、从近代化城市向现代化城市的蜕变。1953年,长春改为中央直辖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代管;1954年,吉林省人民政府进驻长春,长春成为吉林省省会;1979年,长春被列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989年,长春市被批准为国家计划单列市;1994年,长春被国家确定为副省级城市。长春市成为全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成为闻名全国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和科教文化城市、绿色宜居城市,成为在东北亚地区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当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市委市政府正带领长春人民,朝着繁荣长春、和谐长春、开放长春、美丽长春的目标迈进,推进幸福长春建设的伟大梦想,不断书写新的长春历史。

 

讲到这里,我就算把长春历史简要回望、梳理和盘点了一遍。在准备这份讲义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感受和认识,最后再和大家交流一下。讲六句话:

第一句话:长春不缺历史,缺的是发现历史的眼睛。

第二句话:长春有着特殊的城市记忆,但也不乏丰富多样的历史。

第三句话:长春承载过民族的屈辱和抗争,面对过去长春没理由自责和自卑。

第四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长春历史滋养了长春城市性格。

第五句话:幸福源于历史,历史不能忘记。

最后一句话: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在幸福长春建设的历史舞台上续写更加精彩的长春历史是每个长春人特别是在座各位的责任。

 

以上我讲的内容,参考、引用了许多史志专家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向他们由衷地表示感谢!也谢谢各位领导和学员们的支持!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来顶一下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发表评论 共有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