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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厅 —— 一座城市的诞生与记忆(图文)

时间:2017-07-12 15:38:24  来源:吉林日报  作者:

         这里是长春城市发展的原点,长春净月新立城镇小街村,伊通河东岸、新立城水库大坝北侧,一组清代风格建筑默默静立,述说着这座年轻城市217年的风风雨雨。

这里是吉林将军境内第2个建治单位、清代东北地区建立的第14个行政单位。辖区东至沐石河190里,西至巴延吉鲁克山40里,南至伊通边门15里,北至吉家窝堡172里。初辖怀惠、沐德、抚安、恒裕四个乡,43个甲。(清朝东北地区设省前,民署设置实行将军、府、县三级体制。直隶州、直隶厅同府、散厅略同于州、县。厅开始并不是成型的行政设置,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逐渐成为固定的行政机构。吉林将军境内第一个行政单元是吉林同知,长春厅是第二个,在全东北较早,有“老三厅”之称。)

这里便是长春城市的起源地——“长春厅”、“理事通判衙门”,附近居民称之为“衙门地”。

今天的长春,很少有人知道,200多年前长春设治时,衙门便建在这里。这座小小的“土城”,因为是在空地上刚刚新建立起来的,便被命名为“新立城”,这就是新立城名字的由来,一直沿用至今。

为什么清政府会在东北封禁之地设立一个如此特殊的行政机构?

长春厅的建立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历史更迭、时代变迁,这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借地设治

长春厅的设立还要从明崇祯九年(1636年)说起。其时,包括郭尔罗斯部在内的漠南蒙古16个部、49个领主在盛京(沈阳)盟誓,拥戴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因为在征服明朝的战争中立下了军功,成吉思汗二弟哈萨尔的第十八世孙固穆被叙功封为“扎萨克辅国公,诏世袭罔替”,统辖郭尔罗斯二旗。从此,郭尔罗斯部二旗沿松花江明确了疆界,并被分为前、后两旗,固穆系世长前旗,布木巴系世长后旗。从这一年开始,郭尔罗斯前旗作为国家的地方建制,一直延续了308年。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郭尔罗斯前旗旗祖固穆的七世孙,也就是成吉思汗二弟哈萨尔第二十四世孙恭格拉布坦承袭了辅国公爵位,但此时,札萨克的职务却已旁落他家。“札萨克”是汉语“执政官”的意思,也就是蒙古各盟旗的旗主、行政长官,由蒙古王、公、贝勒、贝子等贵族充任,也被称作“旗主王爷”。在札萨克的封地内,山川、河流、山林、牧地、田产均归其所有,且不向朝廷担负任何徭役、税赋。境内人民统归札萨克管辖,并交纳赋税,承担徭役,而且札萨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早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郭尔罗斯前旗就发生了重大的权力更迭。第三代札萨克辅国公,也就是固穆的孙子莾塞以“不缉贼罪”,被朝廷削去札萨克一职,仅保留了辅国公的爵位,札萨克职务由他人代领。

夺回札萨克的职位是固穆世系几代人的夙愿,恭格拉布坦虽然很年轻,但是非常有野心,他一心想着怎样重新取得札萨克的职位,正是这种对权力的渴望,让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清代,蒙古各旗一切封爵世职的变动都要由皇帝亲自裁决。为了赢得皇帝的赏识,恭格拉布坦不断增加向朝廷的贡赋,巨大的支出渐渐让他力不从心。冥思苦想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恭格拉布坦的脑海中。

“民人”是清代旗人对汉族人的称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早春,郭尔罗斯前旗境内,临近柳条边墙的伊通河畔突然热闹起来,大批关内民人通过一些被称为“揽头”的中介人,来此开荒、租种这里的土地。而这些“揽头”背后的主使者,正是恭格拉布坦,他违背祖制,瞒着朝廷,私自划出了游牧地,招民人垦种纳租。

恭格拉布坦确定的租粮是每亩4升,折合白银2分1厘,这在当时算得上相当便宜了。民人垦荒种植为恭格拉布坦带来了滚滚财源,仅地租一项每年就多达白银5500两。

面对轻而易举得到的大量白银,恭格拉布坦颇为得意。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无意间竟然成为了蒙地开发的首倡者,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开启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再度融合,也促使清王朝不得不调整了延续多年的东北封禁政策。

原来,清军入关后,为了保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并切断蒙古各部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对广袤的关东大地实行了严格的封禁政策,先后修建了绵延1300多公里的柳条边墙,严控关内民人向东北地区移民。清政府规定,蒙地只允许世代传承,不允许转让和招垦,因此,一望无际的原野不允许汉人垦荒。

然而,中原地区的天灾人祸和日益拥挤的耕地,使得无数流离失所的百姓被迫来到关外寻求生机。于是,渴望土地的流民和渴望金钱的恭格拉布坦一拍即合。但是,私自招民开垦的行为毕竟是犯了大忌,朝廷一旦追究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早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负责戍守吉林全境、统帅八旗官兵的吉林将军秀林就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这里招民垦种的情况,但是年事已高的乾隆并没有采取任何相应措施。一切在风平浪静中过去了8年时间。嘉庆四年(1799年),逐渐掌握大权的嘉庆皇帝终于下令彻查此事。此时,恭格拉布坦已经辞世。

朝廷委派吉林将军秀林会同哲里木盟的盟长拉旺,到郭尔罗斯前旗调查流民垦荒的情况,调查的结果是民户多达3330户,开垦土地已达265648亩。当时,在伊通边门附近形成一个较大村落——长春堡,此情此景让两位钦差十分震惊。落户的民人和开垦的土地都已经不是小数目,该如何向皇帝汇报?又该如何解决自己管辖范围内这件棘手的事情?秀林感到十分为难。

经过思考,秀林有了主意。

不久之后,一份奏折摆在了嘉庆皇帝面前。秀林如实汇报了郭尔罗斯前旗招民开垦的情况,同时他还建议,鉴于民人已经垦种多年,有效地资助了蒙古王公的升级,并且蒙汉相安无事,应该允许他们继续耕种纳租,甚至可以考虑将流民聚集区的蒙古人迁移出去。吉林将军还在奏折中请示,在流民聚居的地区设官弹压,以免滋生事端。

收到秀林的奏折之后,嘉庆皇帝颇费了一番思量。清朝皇帝深知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怎样做才能可以既保护蒙古王公的利益,又给“闯关东”的民人一条生路呢?

与军机大臣商议后,嘉庆皇帝发出了上谕:“朕为体恤蒙古起见,仍令其照旧耕种纳租”,但此后,“不准另行开垦一垄,亦不许添居一人”。——《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

嘉庆五年(1800年),一份来自京城的公文被送到了吉林将军秀林的手上,吏部通知他和郭尔罗斯前旗第九代札萨克辅国公阿拉坦鄂齐尔:嘉庆皇帝批示,同意在郭尔罗斯前旗的封地内设立一个地方行政机构——“长春厅”,只能是“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命盗案件”。长春厅只负责管理民人事务,境内的一切蒙古事务依旧归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管理,地权仍旧归蒙古王公,地租仍旧由蒙旗自行收取,境内的满洲八旗事务则归吉林将军辖理。

蒙古镶黄旗人六雅图出任了长春厅首任理事通判。长春厅成为了吉林将军辖区内的第2个建制单位,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建立的第14个行政单位。

公园1800年,清政府发放了带有“长春厅理事通判之关防”字样的印信。此后,“长春”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设治之初的长春厅,东由穆什河起,西至巴彦济鲁克山止,约230里;南由伊通边门起,北到季家窝棚止,约180里。下设怀惠、沐德、抚安、恒裕四乡,后来又增设了农安乡。

长春厅设治一事,在漠南蒙古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当时,多个蒙旗都有流民开地垦荒,而在民人聚居处安官设治,长春厅则是首例,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和处理原则,不仅载入了《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则例》《理藩院则例》等行政法典内,也使得各旗的蒙古王公纷纷奏请朝廷允许招民开荒,并在已开发的蒙地区域内设治。无奈之下,清政府不得不顺应潮流,模仿长春厅的处理方式,相继在多处蒙地之上建立府、厅、县等行政机构。最终,这类行政单位在清代东北地区达19个。

选址“长春堡”

因早在长春厅设置前,长春一带南北各有一个大村落,南为长春堡,北为宽城子(今南关区南部)。其中“长春堡”这个地名,在当时的一些官方文书中经常提及,民间流传也较为广泛,知名度较高,遂被沿用下来。然而,长春厅正式建置衙门时并未选在长春堡,而是建在伊通河东岸与长春堡隔河相望的新立城。

据《长春县志·舆地志》记载:“长春厅之设非在长春堡,乃在堡东隔伊通河十里地方筑土城设治,因谓之为新立城。当日长吏奏疏均称为长春堡者以筑城地方原无村落;且其地属长春堡界,故举以名之耳。后人以与长春堡无别故又有新立城之名。”

在新立城小街南边有一片略呈方形的房基地,高出周围的稻田地0.3米左右,面积约1万平方米,当地农民称为“衙门地”。在此东南30余米处,还有一处略高于地面的基址,面积约2000平方米,是巡检衙门旧址。这里的农民在田间耕作时,在这片宅基遗址中经常发现青色砖瓦残片、铜钱、白石灰残块、甚至银元宝等。这里的青砖略小于辽金时代的青砖,而比现代的砖又大些,很明显为清代遗物,在巡检衙门基址,也常有清代砖瓦等建筑构件出土。

1994年长春市文物考古部门对这里进行了挖掘,曾出土一排整整齐齐的青砖,发现一座坐东朝西的完整的房屋基础。这是一座面阔近13米,进深近7米,一座三间的东厢房。房子由中间开门,门坎里外用青砖铺垫。居中的一室两侧有炉灶,后侧有烟囱,用半壁单砖隔成的南、北二室都发现了炕的痕迹。

根据这座房址在长春厅遗址中的位置,它应是理事通判衙门的东科房。在科房的南侧有仪门一间,两边二门各一间。在西南约15米处发现了仪门东侧的一间二门,对称的柱洞、砖砌的墙基,柱洞中木柱的残渣碎屑还保存着。在理事通判衙门200多米外,还有一座非常完整的建筑物,长方形,面积近60平方米。外墙都是双层的顺砌半壁砖墙,墙心用黄土充填,四角都有立柱,一道单壁砖墙将房址分隔成内外两室,外室门朝南开,有砖砌的炉灶,内室有火炕,地表还有砖铺地面的残存,这是伊通边门守门兵丁住房的遗址。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长春厅的本来面貌显出了大致的轮廓。每座建筑必有火坑,不敷瓦的平顶房,柳条边上的兵丁房……这一切都为我们勾画出了200余年前长春地方的历史风貌。由于长春厅在新立城时间较短,其性质又为“借地设治”,所以筑城及衙署规模均不很大。

在长春厅设治前,宽城子已经是一个流民聚集而成的、比较大的自然屯。早在嘉庆二年(1797年),宽城子便出现了农产品集市,也是长春历史上第一个集贸市场。同一年,落脚在此的流民集资捐建了城隍庙,两年后,了诚法师来到宽城子,在今天南关大桥附近修建了长春历史上最早的大型建筑群——关帝庙,长春厅时期,这里每日香火不断,十分热闹。

因宽城子地处编外垦区的中心,又紧邻往来通航的伊通河,其渐渐成为长春的经济中心,商人们习惯地称其为“宽庄”。

就在宽城子日益繁荣之时,地理位置偏僻的新立城却发展缓慢,甚至还因为地势低洼,时常面临伊通河水患的威胁。于是,长春厅理事通判常喜向吉林将军提出了请求--北迁厅衙。兹事体大,吉林将军富俊为此专门向朝廷呈送了奏折,陈述了详情。奏折中这样写道:“衙署建设边墙偏隅之区,遇有相验要案,往返相距一二百里,诚有鞭长莫及之虞,拟请于所属相距五十里适中之宽城,人烟稠密,商贾辐辏,五路通衢地方移建衙署,不惟易于弹压而安商旅,且便于访缉不致有疏脱之虑……”

朝廷最终批准了吉林将军的奏请,长春厅也就开始了紧张的搬前准备工作。不久之后,长春厅在宽城子新建了一处衙署,位置就在今天大经路上的长春市一零三中学一带。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由新立城北迁至宽城子。

长春厅衙北迁,增强了朝廷对长春的管理效力,同时提升了宽城子的知名度。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宽城子”成了长春的另一个称谓,甚至在国际条约中也是“宽城子”和“长春”两者并用。

为官一方

公元1820年,也就是清嘉庆二十五年,是长春厅设治的第二十个年头。

当这一年的夏季到来时,长春厅衙署正堂内,案头的卷宗和等待批复的文件已经积累了厚厚的一叠。然而,长春厅的理事通判,满洲镶黄旗人福讷却依旧不理公务。

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内,一道参劾福讷的奏折已经呈送给嘉庆皇帝。吉林将军富俊在奏折中事无巨细地写道:“奴才等平日查看该员尚属中才……近日沉湎夜饮,每日睡至已午时分,早饭后料理公事不过申酉数刻,致使民词积压,怨声沸腾。”

富俊向来以清廉勤政、恪尽职守著称。由于对福讷失望至极,富俊请旨将其革职。

福讷是长春厅第四任理事通判。在长春厅的历史上,共有37任通判。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又有着怎样的曲折命运?弥足珍贵的档案资料中,究竟记载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又会还原出怎样的官场百态?

长春厅主官的官职为理事通判,级别为六品,职掌(职责)是“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一切命盗案件”。

200多年前的长春厅,地域广阔,民情复杂。设治80余年后,长春厅迎来了第一个历史转折点。

光绪八年(1882年),长春厅主官“理事通判”被改为“抚民通判加理事衔”。这意味着职掌扩宽,权力增加。

除此之外,长春厅的官员任用还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早在光绪六年,清末重臣、吉林将军铭安就在奏折中针对长春厅的官员任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长春厅地方蒙民杂处,政务殷繁,缉捕扶绥均关紧要,非精明练达之员不足以资治理。”铭安认为,长春厅的官员任用应该是满汉、蒙汉兼用。

从1800年起至1889年,改“厅”为“府”前的89年间,长春厅主官历经39人次,其中36任皆由满人或蒙人出人,到长春厅末期,终于出现了3任汉族官员,其中赫赫有名的一位是李金镛。

李金镛,字秋亭,江苏无锡人,早年投效淮军。光绪九年(1883年),在吉林将军铭安的力保之下,49岁的李金镛出任长春厅抚民通判。到任仅5个月,李金镛清理积案600余起,错案大都得到平反,他还“亲挟碑文谒将军为民请命”,解决了垦民与郭尔罗斯前旗蒙古王公间的土地纠纷,保护了农民的利益,铭安称赞其“干练勤明,堪以委署”。

教育方面,李金镛自己捐资,开设长春地区最早的教育机构——养正书院。他还设立了养老机构养济院,使鳏寡孤独无家可归者有了栖息生存之所,这也是当时东北地区著名的社会福利机构。他推广免疫接种的机构牛痘局,为幼童免费引种牛痘,预防天花疫病。同时,李金镛还“泽及朽骨”,首辟公墓,在长春北门外藏王寺旁设置“义地”,作为死者集中埋葬的坟地,这也是长春有史以来的第一处公共墓地。所以,李金镛在长春特别受老百姓的爱戴。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金镛终因操劳过度而积劳成疾,在黑龙江漠河金矿工地与世长辞,终年56岁。就在李金镛去世的前一年,长春厅已经升级为长春府,最高长官也由通判改为知府。

长春厅遗址石碑.jpg

长春厅遗址石碑

20世纪90年代在新立城复建的“长春厅”衙署.jpg

20世纪90年代在新立城复建的“长春厅””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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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长春府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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