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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州旧梦正繁华

时间:2017-06-05 09:35:59  来源:吉林日报  作者:

  韩州旧梦正繁华

  —探秘偏脸城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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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标志碑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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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扑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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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白釉提梁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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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纹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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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西流的昭苏太河。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李萱

  一座东西向的漫岗深藏着一处千秋沧桑的古城。这里曾目睹了被俘君王的离愁别绪,也曾见证了北宋王朝、辽代契丹、金代女真政权的变迁更替。

  辽金时期的北方重镇——辽代九百奚营故地、金代韩州治所,这就是位于我省梨树县县城外四公里处,昭苏太河北岸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偏脸城城址。农历四月初八,记者与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隽成军、考古部主任聂卓慧一起走访了这处距今1000多年的历史遗存。

  昭苏太河畔起苍龙

  偏脸城城址位于梨树县白山乡岫岩村,当年城垣筑于西北高、东南低的漫岗之上,远远望去,犹如横亘在昭苏太河河畔的一条苍龙。因城址依山势修筑,方向不平,乍看之,如人之偏脸,故称偏脸城。城址平面呈方形,方向南偏西23度,城垣夯土板筑,夯层厚10至15厘米,周长4318米。隽成军介绍说,当年城辟四门,东西两门位于两墙正中,南北两门则辟在两墙东部,各门均有马蹄形瓮城,城址四隅设有角楼,但未见“马面”痕迹。城外有护城河,宽约20米,护城河外有一高2米、宽8米的土埂,土埂自北门起斜向北墙东、西两端角楼,其外为一条大沟,每逢春夏之交,山洪骤发,护城河外的土埂便可将水流引入大沟,并经此绕过城墙,直泻城南昭苏太河。

  城内早已辟为耕地,展现在今人面前的只剩微隆的地表与散落在田间的陶瓷碎片。然而,凭借那些俯拾即是的遗物残骸与内涵丰富的地层堆积,考古学者们尝试用他们的专业手段将历史最大化还原。偏脸城内两条南北向冲沟将城址分为东西两部分,西沟北段西侧有大片建筑址,其上散布方砖、布纹瓦、兽面瓦当、花边滴水等建筑材料,可能为大明寺城址。大明寺城址,为昔日金代佛教圣地,名门望族中多有舍家为僧者,寺内香火缭绕,盛况空前。金人王寂在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担任提点辽东路刑狱,出巡各地,将行经之处所闻所见收录在《辽东行部志》一书中,他在韩州中转时,便在城内大明寺留宿。韩州城内的鸟语花香惹得王寂驻马良久,并即兴赋诗一首,诗曰:“花有鸡儿号,行殊意却同。封包敷玉卵,含蕊啄秋虫。影卧夜栖月,头骈舞晓风。但令无夭折,甘做白头翁”。

  隽成军说,城内东沟北端为一片洼地,当地居民称其为“金场”,曾有小金叶、金丝花、金蜻蜓、金蝴蝶、小金鱼和红褐色炼渣等遗物出土,或许此处当年设有类似金上京城内“翟家记”“邢家记”的金银匠铺作坊。“金场”东部突起的漫岗为大片建筑址,大量黄釉、绿釉琉璃瓦、青砖、龙纹瓦当等建筑构件散置,铜镜、铜押印、铜佛、铜风铃等器频见,并有铁锁、铁镣铐等物,或为当时官署城址遗存。两沟之间遗物种类丰富,陶瓷器残片、生产工具残件、建筑砖瓦俯拾即是。东门附近采集的三角形窑具、扑满、泥质灰陶双系罐等金代典型器物则表明,此处可能为城内陶窑城址遗存,有手工匠人在此烧造陶瓷器,而非全部靠异地引进。官署寺院兼具,街市作坊俱全,这些分区明确、规划合理的城市布局将当权者的独具匠心与运筹帷幄一览无余。

  融通八方集散地

  偏脸城城址扼宋金来往之要道,是金咸平府(今开原市老城)经信州(今公主岭市秦家屯城址)、济州黄龙府(今农安县城)到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必经之路。城内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的存世遗物既是昔日偏脸城繁荣文化的体现,亦是城内居民富足安乐的实证。鸱吻卧脊,飞檐凌空,金蜻蜓振翅欲飞,金丝花茎叶分明……手工匠人的妙笔生花需要以太平盛世为背景,商贾云集的古城里其乐融融,马上民族的边陲之地拂去了一身的粗犷洒脱,中原文明的精致奢华在此处生根发芽。

  隽成军认为,金代韩州偏脸城是宗教融汇的交叉地带,北宋、辽代已在东北初露端倪的佛教,在金代风头更盛。金太宗时已在内廷供奉佛像,金上京城内名刹大寺已逾六处,举国上下“奉佛尤谨”。金熙宗统治时期,金王朝的典章制度急速汉化,对汉人所信奉的佛教尤为尊崇,更有甚者,金熙宗曾因太子济安生病而“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在金统治者的推崇之下,佛教寺院已遍布大小州县,并呈现出“宝殿崔嵬,法堂宏敞,至如宾馆,僧寮、帑藏、厨舍无一不备”的盛况。

  隽成军说,城内出土的黄釉、绿釉琉璃瓦,以及铜佛造像、铜鱼、铜风铃等器则是典型佛家用器,其中铜佛造像头戴圆冠,身着广袖长衫,足蹬厚履,脚踏方形须弥座,双手捧钵于胸前,背后有一铜钮,造型虽然较为朴素,但铜像中多了几分烟火气息,或许正是昔日僧侣的原型。佛教大肆兴起,道教又掀复古之风,城址内出土的一块雕花石板上浮雕太极图案,这一典型的道教标志则是道教复苏的最好例证。史载“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道教在这一时期自身内部出现了一系列变革,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新道派从民间涌现,逐步成为金代道教的主流。

  融通八方,商贾云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遗物的频频出土再现了不同民族的高度融合。指印纹板瓦常见于渤海故地,泥质灰陶罐为典型的金代女真用器,莲花纹白瓷碗以及刻有汉人姓氏的印章则为汉人贴身之物。辽、金统治者在对宋战争中曾俘掠了大批汉人迁至东北,置州县以居之,谓之“实内地”。如金天辅七年(公元1123年),金军“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在宋金正常交往过程中,宋朝使臣也常把宫廷匠人带去传艺,偏脸城内这些技艺精湛、造型精美的各类器物或许就出自这些匠人及其后人之手。

  隽成军告诉记者,偏脸城南侧昭苏太河旧河床内挖出来的铭文古乐器——“大晟编钟”,或许正是这场民族融合、王朝更替背景下的时代产物。编钟青铜质地,整体呈椭圆形,通体饰蟠虺纹,两侧钲部有乳钉共36枚,3×3等距分布,间以矩形纹饰带相隔。正面中部阴线刻篆书“大晟”二字,背面居中刻“太簇中声”四字,编钟造型与河北省博物馆所藏“大和·南吕中声”钟极其相似,应该同属于一个类型的编钟。该编钟造型为北宋用器,“大晟府”又为北宋的中央官工厂,然而仔细观之,却在钟体侧面边缘发现八个官验文字:“韩州司判验记官赵”及其押印。北宋的造型,金代的刻款,是北宋工匠移居韩州所造,还是金代后人仿宋特制而成,迷雾后的真相我们暂时难以揭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片动荡与和平见缝插针的交错地带,偏脸城内却上演了一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大戏。北宋、金代的女真人、契丹人、汉人、渤海遗民咸集于此,用他们的辛勤与智慧共同编织了古城韩州的溢彩华章,实为民族之

  幸,时代之幸!

  九百奚营居止处

  隽成军说,偏脸城城址内发现的北宋、辽代及金代遗物中,以金代遗物为主,可知金代为城址的主要使用年代。然而城址最初始建何时,却不能单纯凭借地表采集遗物进行判定。偏脸城内西北耕地之中,距北城墙150米,距西城墙约400米处的一座墓葬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丝线索。1983年4月末,正值春耕时节,当地村民在翻土播种过程中发现此墓。墓葬系青石板修砌而成,墓室整体呈梯形,上底宽50厘米、下底宽60厘米、高194厘米,深达半米,棺底为黄色生土,顶部盖一青石板。葬式为单人葬,墓主人仰身直肢,经鉴定为一女性。在头骨右侧放置两件铁器,其中一为安柄铁刀残件,一为环柄双股铁剪刀;头骨左侧摆放一枚枝叶状铜簪;口内含有一枚北宋“祥符通宝”铜钱;骨盆与右手之间放置一把带鞘木柄铁匕首;骨盆与左手之间亦有一枚“祥符通宝”铜钱。

  隽成军认为,墓葬作为人类死后的安息之地,自古以来其设立位置便经精心设计。辽金时期,墓葬位于同一时期城址以内的现象有悖常态,该处墓葬应该早于城址修建年代。墓主人随葬的“祥符通宝”铜钱发行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年~1016年),考古学方法论中——早期城址不能出土晚期遗物的重要原则表明该墓葬的埋葬时间应不早于“祥符通宝”的铸造年代。同理,偏脸城的修筑年代应在该石棺墓的埋葬时间之后,即年代上限不能早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

  据历史记载,此处原为辽代九百奚营故地。奚族,属于阿尔泰语系原始蒙古语族,东汉时期,部分南匈奴人迁到以紫蒙川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今辽宁朝阳西北,老哈河上游),与鲜卑人杂居,遂被融合,史称这部人为鲜卑宇文部。公元345年,该部为慕容部所灭,余部窜入松漠间,其后逐渐向东发展,其中一部分始以库莫奚见称。北齐时期,库莫奚始见载于史籍,《魏书》首立其传。隋代,库莫奚简称奚。唐代,奚族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上联系加强;唐中后期,臻于至盛,与契丹并称“两蕃”,契丹与回纥皆仰食之;唐朝末年,开始衰落,为契丹所并。有辽一代,虽先后纳入契丹统治,但在政治、军事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契丹族的重要盟友。辽亡后,役属于女真,虽在金初仍发挥作用,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隽成军告诉我们,偏脸城内的石棺墓葬或许就是辽代驻扎此处的奚族家眷,而位于偏脸城城址北部的友谊村辽墓群则可能是九百奚营的首领长眠之地。现已查明该墓群有砖室墓10余座,已清理的郑家村胡家屯东侧八角形壁画墓,砖室墓内多见泥质灰陶骨灰罐或多人二次葬,墓道内随葬牛头,墓内壁画为廊庑,与其他地区所见辽代壁画墓绘画内容不同。辽代奚人墓在埋葬方式、随葬器物、墓内装饰等方面已经和契丹墓趋同,然而其仍然保持着火葬、殉牲、木栏护墙等独特葬俗,友谊村辽墓群很有可能就是在与契丹族不断交融背景下残留部分民族特征的奚人葬址。

  那么现存的偏脸城古城就是昔日的辽九百奚营城垣吗?对比周邻的辽金城址,金代偏脸城城址应是在辽九百奚营故地上扩建而成。

  隽成军说,王寂在《辽东行部志》中叙述了偏脸城之韩州的迁徙始末:“韩州,辽圣宗时并三河、榆河二州为韩州,故城在辽水之侧,常苦风沙,移迁白塔寨,后为辽水所侵,移迁今柳河县,又以州非冲途,即徙于百奚营,即今所治也。”可知,韩州城在辽、金时期分别经历了两次迁徙,偏脸城为第四次迁徙的韩州治所。后继学者还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明确了韩州城三迁四治的时间范畴及地理位置: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城五家子古城为辽圣宗耶律隆绪时并三河、榆河二州而形成的韩州第一个州治所在;辽末,迁至白塔寨,即今铁岭市昌图县小塔子城址;金太宗天会年间,迁往柳河县,即今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城址;金天德二年,金朝在开咸平府为总管府的同时,将韩州城迁至九百奚营故地,并增设临津县。

  隽成军告诉我们,关于这场迁徙,现存的两件刻有“韩州刺史”铭文的铜器是史料记载下的实物佐证。《吉林外纪》卷9《古迹》载:“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吉林将军富俊在昌图八面城勘查地亩,得一土埋铜镜,其背面铸楷书‘韩州刺史’四字”。1957年,吉林省九台县布海发现第二件刻有“韩州刺史”字样的铜器,经确认为“韩州刺史之印”铜印,并入藏吉林省博物院,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拨交至中国历史博物馆。该枚铜印长、宽约6.3厘米,印文为汉字九叠篆阳文“韩州刺史之印”六字,背面阴刻“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四字,长方形钮,为典型的金代官印。

  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金国趁北宋内乱,分两路大军一举攻宋,次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十五日攻破汴京城,金人在这次破城战争中俘虏宋徽宗、宋钦宗二位皇帝及后妃、男女宗室、贵戚工匠、教坊美女等共计1.4万余人,分七组迁往金国,最后虏至五国头城(金胡里改路,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五国头城),韩州城即为汴京至五国头城之间的重要落脚点。

  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八月二十一日,宋徽宗、钦宗二帝抵达金上京,身着宋庶人素服见太祖庙,入乾元殿,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二帝在金上京暂居两月后奉命离开上京,迁往韩州城。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风雪中的韩州城等待着徽宗、钦宗二帝。此时二帝身边原有随从已锐减至1300人,金太宗又命令住在燕京的晋康郡王赵孝骞等900余人同时前往,总计2200余人在此过着自耕自种的生活,长达1年零7月有余。

  隽成军说,关于二帝所居的韩州城到底是韩州的第几任治所,史学界内一直存在着八面城与偏脸城两种意见,然而不管怎样,两位亡国之君面对的都是凄风苦雨。

  20世纪50年代四平市考古工作者发现确认偏脸城城址;1961年4月13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此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版图片由四平市文物办提供)

  专家简介

  隽成军,男,满族,1965年6月出生,吉林省通化县人,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吉林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先后参加考古发掘报告《后太平-东辽河右岸以青铜时代为主的文化遗存调查与试掘》《二龙湖古城址发掘报告》等书撰写工作,主编《中东铁路支线四平段调查与研究》《叶赫河流域先秦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等书,并在《考古》《东北史地》《满族研究》《北方文物》《博物馆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理论研究和文物普及文章近百篇。

  聂卓慧,女,满族,1989年生于吉林省四平市。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硕士学位。现工作于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考古部主任。她主要致力于东北地区考古学及地方史研究,入职以来,多次参与本省、市的考古调查、发掘及整理工作,参与省、市社科基金项目。编写《四平文物精粹》《庐江汉墓》《四平市二龙湖遗址2014年抢救性发掘简报》《四平市叶赫镇王家屯东山遗址发掘报告》等考古专著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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