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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团体

时间:2017-08-23 09:26:50  来源:长春晚报  作者:

  老长春历史上

  那些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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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春西三道街路南的长春商会,是当时最具经济实力的社团,为长春公益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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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东灾民救济会发给滨江道尹的公函,内容是恳请给予来滨江难民执照事。 杨洪友供图

  长春晚报记者 赵娟 通讯员 杨洪友

  上期《老长春》,我们介绍了百余年前的长春,那些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的社会精英对长春的贡献。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面对大灾大难和更多需要帮助的贫困人群,团体的力量和影响力要更强大。清末,随着社会的进步,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团体,如各类商会、同乡会、宗教团体,以及临时性救助机构等,它们不仅扶危济困,还捐助钱财为长春城修桥铺路;它们建医院、设义地、救助灾民,甚至从战场上救护伤员,掩埋烈士,成为这座城市人文精神的楷模。

  在长春影响最大的

  行业性社团长春商会

  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的长春商务总会可以说是当时长春影响最大、力量最强的行业性社团,历任商会总理王获人、史清心、孙秀三等人都是大商号的财东或执事人,这些人均热心社会公益,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在他们领导下的长春商会也为慈善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长春商务总会成立后,就承担了一部分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如修建长春城内的马路。清宣统三年,长春的街道很多已经损坏,对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大为恼火,将长春官绅商各界“大为申斥”。于是,长春官方立即开始修路,并从长春南北大街动工,在修路总费用中,商会竟承担了三分之二。此外,长春城门外的桥也多是商会出资修建的。据《盛京时报》记载,清宣统年间,长春北门外大桥因大雨坍塌,只能搭上木头以通往来。而北门又是长春交通要冲,如果不进行修理,会影响行旅。于是商会就纠工庀材,对其进行修复。此外,长春西门外双桥、东门外的大桥,都是由商会出钱修建的。

  经商会操办过的公益事务还包括其在财神庙内设立了自己的消防队,后来改称“水会”,以显示是商办性质。庙内设有望火楼,当时的长春商铺和民宅经常发生火灾,商会的消防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辛亥革命爆发后,商会为防止胡匪趁乱进城,扰害商民,又组建了商团。

  由于商会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长春地方官在很多重大的社会事务上都会找商会来帮助。

  清宣统二年冬天,长春流行鼠疫,一时间,染病身死者达数千人。由于防疫缺少经费,当时主持防疫工作的吉林西南路兵备道孟宪彝与长春知府何子璋亲自到长春商会,让他们赞助钱款,长春商会共捐银元两千元,以维时艰。孟宪彝对此非常感动,他将此事报告给东三省总督,为商会请奖。东三省总督锡良与吉林巡抚陈昭常联合上奏朝廷请求给长春商会奖励。

  清宣统三年二月,一块写有“谊敦保卫”四字的御书匾额,由陆军用火票的方式送到吉林转交给长春商会。这是对长春商会善举的最大褒奖,长春商会还为此举行了专门的御匾升挂仪式。

  长春商会在灾民救助上也做过大量贡献。比如清宣统二年冬,长春府因缺乏资金,设在南关的粥厂被迫停办,而长春商会将其接办过来,此后几十年,存活贫民无数。1917年秋,河北京津一带水灾严重,长春商会在商界开展募捐,赈济灾民。1924年,因为关内天灾,大批难民经长春北上,长春商会捐款救助灾民,为他们准备车辆,为这些难民北上做出贡献。

  互助性的民间社团同乡会

  长春作为移民城市,人口大多数来自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特别是在清末,河北、山东连年欠收,两省贫民来东北的人很多。清末推行新政后,对结社不再严格限制。于是,在长春的山东人和直隶人,开始筹办自己的同乡会。同乡会的重要宗旨是“救助同乡之贫苦”,因此它具备互助、公益、慈善的性质。

  民国时期的直东同乡会是当时长春第一大民间社团,当时吉林西南路兵道备孟宪彝是直隶(今河北)人,由他担任会长。由于长春商界和政界精英多是直隶人和山东人,这为同乡会的公益慈善行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直东同乡会会员曾捐钱购置义地5亩,凡同乡客死者,施以棺木在此埋葬;同乡没钱回老家,“必量力同助之”;无钱治病的,更施给药品。此外,同乡会还在长春设粥厂,“哀死慰生,用意甚善”。当时有一些女子被人拐到奉天和吉林,准备卖掉,其中一部分幸运地被解救。如公主岭就曾送来多名“孤贫女子”,这些女子中的一部分,即由长春直东同乡会会员筹资,送回原籍;其中一些妇女,经本人同意,由会长做主,在长春择配嫁人。有记载说其中一名女子嫁给了长春府商人马洛玉的弟弟,她将出嫁地点选在了同乡会的办公地点。因此,回门时也是回到同乡会,还专门带来礼物,可见她当时已经视这里为家了。

  此外,对从哈尔滨来的贫民,直东同乡会也曾给他们发放路费,还为他们购买车票。凡遇到直隶山东老家有灾情或困难,同乡会也会积极救助。1912年,直隶在七月间因雨成灾,“十余县尽成泽国,哀鸿遍野”,直东同乡会在商民中募款赈灾,最后募到3000元汇到关内。

  除了直东同乡会之外,长春还有三江同乡会,即江西、江苏、浙江人的同乡会,下设同善社,这是专门实行救助慈善事务的机构。1926年冬,同善社社员在城隍庙施舍棉衣,从早上9点一直发到下午3点,共发放368套,当时的场面很壮观,不少贫苦民众对同乡会可谓是 “感佩宏恩”。

  长春的那些

  专业性公益慈善团体

  民国时期,红十字会是非常重要的公益慈善机构。长春红十字会也称“长春卍字会”,早在20世纪初就曾成立,但内部不和,最后解散。1927年,长春惠华银行经理董树棠提议再次筹设这个机构,并因其社会声望被选为会长。

  复建的长春红十字会在公益慈善救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董树棠热心公益,慷慨乐施,“亲自捐设粥厂,以为救济贫民之计”。在春节到来之时,特地准备了三石秫米,再加上西关大佛寺贫民教养所准备的五石,大佛寺里的贫民每名一升秫米,让他们能过上一个温饱的春节。

  长春地处交通中心,经常有难民经过这里或北上或南下,每当这时,长春红十字会都会积极伸出援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1931年在九·一九长春抵抗战后,对长春南岭死伤者的救助。9月21日,长春红十字会组织救济队,第一组前往二道沟一带,两天时间共找到烈士遗体35具,对其标樁、掩埋;第二组由董树棠亲任队长,前往南岭军营,掩埋尸体32具,救济伤兵40人。一直到24日,长春红十字会最后在南岭共掩埋了牺牲的东北军将士136人,并将43名伤兵送到红十字会附设的临时医院中。

  与长春红十字会共处一院的,还有一个长春道院,这个机构以“降神扶乩寓意劝惩”为宗旨,许多巨商富贾极为信仰,捐输大量钱款。长春道院看上去“似乎迷信”,但它的慈善救济工作却做得十分出色。每年冬天都施舍衣服救助孤贫者,施济棺木给死者,在其附近还设立小学教育贫民子弟。《长春县志》曾评论说“哀死恤生,婆心甚切,诚不可掩”。

  长春还有专门的慈善组织——长春慈善会,其会长也是董树棠,该会也附设粥锅,救济贫苦。此外,还有1925年成立的长春佛教会,也经常发起盂兰会,“施食济孤,超度亡魂”。

  1928年,吉长、吉敦两条铁路的领导层在长春组建了“同人救济会”,明确规定“由各员警工役每月扣薪十分之一”,两条铁路工作的人员,如果因伤因病停职者,按照本人生活情形,“予以生活费用实在数目之十分之五,以资补助。如因公残废,或在职病故者,遗族无力生活,予以补助”。这很类似今天企业的医疗保险基金,理念是十分先进的,但只办理了两个月就停止了。

  此外,长春还有一种围绕重大事件或事项成立的临时性社团,如清宣统元年冬天成立的长春筹还国债公会。1928年到1929年,大量直鲁难民经长春北上,仅1928年2月到11月,就达36万余人。当时的长春从官府到商会、红十字会,均全力投入到这场救助中。为办理关内北来难民请发免费车票事宜及收容情事,长春官商合办了灾民救济会。1931年9月,为长江水灾筹赈事宜,长春各界成立了“长江水灾救济会”,在成立大会上,当时长春官商警学绅各界的头面人物悉数到场,当时捐款达12500余元。

  在这些社团组织的作用下,当时的长春积德行善、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长春各界以团体的力量投入到社会公益救助领域,推动了长春甚至是吉林慈善事业的初步发展,为长春当时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的空间和机会,也造就了长春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性格和包容坚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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